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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空"创办人时间:说真话救中国 不许假大空
时间:2015-05-31 10:06:47  来源:中国新闻采编网  作者:新闻中国采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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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月,“东方时空七君子”20年后重聚。左起:《金曲榜》(音乐电视)制片人王坚平、《生活空间》首任制片人梁晓涛、总制片人孙玉胜、编辑组制片人孙克文、童宁、《东方之子》首任制片人时间、《焦点时刻》首任制片人张海潮。

      时间22岁进入央视,30岁参与创办《东方时空》,35岁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并兼任《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总制片。时间和崔永元、白岩松等央视“黄金一代”一起开创并见证了电视影响力显著提升的那段历史。

      时间信奉陈寅恪先生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出版时,他一下子买了几十本,栏目组的每个同事都送了一本,“独立思考,说真话,不失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栏目要做成什么事,一定是要每一个成员都有这样的意识。”也因此,《东方时空》让时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因为“我们是中国媒体最称得上媒体的时候”。

      时间

      1985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编辑专业,同年进中央电视台专题部,1992年调入新闻采访部。

      1993年参与创办《东方时空》,并创办中国第一个人物访谈栏目《东方之子》,任制片人。

      1996年创办《实话实说》。

      1998年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总制片人。

      2000年任《东方时空》工作室总制片人,创办《直播中国》《媒体链接》《纪事》《世界》《新闻早八点》。

      2001年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

      2002年任社会专题部副主任,并执导大型纪录片《抗战》。

      2004年参与创办央视“社会与法”频道,任法制专题部副主任。

      入行 从“地下”纪录片到先锋阵地

      时间原本的志向是拍纪录片,他1988年开始做纪录片《天安门》,用纪实的风格讲述北京城市的现状变化,但最终没有播出。他因为这个片子的调子灰遭到了批判,当时心里特别复杂。

      作品没办法在电视台播出,只能私下流传,他在母校开了新纪录片研讨会,倡议发起新纪录片运动。那个时候的纪录片有种“地下”的感觉,时间有很多思考,这些东西怎么跟大众见面,他想和大众达成一种交流感。

      时间需要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大学毕业时就想改变中国电视的落后面貌,他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的认识是领先于电视台所做的东西的,所以特别不服,到了电视台就想改变。《东方时空》筹备阶段,时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的孙玉胜(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找到时间,时间想,这是一块阵地,还等什么呀!他果断答应了。

      当时《东方时空》被冠以“先锋”“新锐”的头衔,在时间看来,这是一个国家电视台按照电视的理念、符合早间节目规律的方式做了一档真正的早间节目,也为后来的新闻频道做了一次练兵。

  带兵 粗暴的家长,讲义气的老大

      白岩松对时间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他胖或者白,而是拎着一个当时很少见到的、真正的大哥大。当时白岩松就说:“这哥们儿像江湖里的,不像是做电视的人。”

      当时时间也确实像个“老大”。他带兵非常严厉,节目组几乎每个人都被他骂哭过。那个时候他推行的就是家长式的粗暴管理方法——讽刺挖苦和语言暴力。但他对手下的兄弟们又很讲义气。时间说,制片人就是要把利益放给团队,老大就是抢来的东西先给弟兄们分,有好东西先自己拿,早晚众叛亲离。

      那时审完片骂完人后,时间带着大家出去吃饭。他把攒的“好东西”都给大家分了,比如把李嘉诚送的钢笔送给了团队里写字最好的人。当然,他对弟兄们也有内疚,他说自己一开始审片态度不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

      那个时候,央视的临时工和正式工待遇相差很多,甚至临时工在很多地方都会遭遇到“歧视”。但是,《东方时空》是一块净土,栏目组内部都是以节目好坏为准则。但因为没有央视“身份”,出去在世俗的天平上一称,还经常被看做是“下等公民”。

      时间回忆,一次台里发洗衣液、鸡蛋之类的劳保,一大群人都去拿,但临时的还没有,他看不过眼,觉得“弄得跟家庭妇女一样”,于是,他建议取消节目组领劳保的做法,台里发的劳保大家都不要,干脆直接发钱。

      特权 吃肯德基找财务8科报销

      《东方时空》在管理制度上也是一块“试验田”。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人权和财权。央视以前节目组的小头头叫组长,科级,人事处分来一个人组长见一下,然后大家自己报选题,组长的工作也就是有一个出国的活,他分一下。组长没有财权,每个人自己去财务处报销。人权和财权就是支配权,组长都没有。但是制片人可以有这些权力。

      当时央视有一个财务8科,是评论部一个特殊的待遇,电视台规定不能用合资公司的章,比如肯德基就不能吃,但是有了8科,《东方时空》就可以。“《东方时空》就像一个特种部队,”时间说,他自己是老体质的人,以前遭遇过片子播了一年都没能报销的事,因为要贴很多的票。后来,时间当了制片人,“有人专门干这些事”。

      再后来,时间当了新闻评论部的领导,不再是节目的制片人。可他认为,电视台两个职务最值得干——制片人和台长,制片人就是连长,谁当军长司令都要用连长,谁都指望着连长干活。他说自己当时看不透,“当了团长,不光要打仗,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要一直当连长就好了,也不会离开那些兄弟姐妹”。

  时间至今仍然怀念当时评论部的氛围,每个人想的都是“一切为了节目”。

  在评论部,时间做得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要求独立思考,大家都可以反驳他。

  ■ 对话

  《东方时空》后,我在电视上的作为居然没了

  节目 说真话救中国

  新京报:你觉得20年前,为什么能诞生像《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反而现在好像缺乏当年的锐气了?

  时间:现在的大环境缺乏当年改革的需求,改革的土壤不如那时。20年前是因为邓小平南巡,需要媒体的变革。那时鼓励我们这样的创新,正好我们还闲着有经验又有活力,制片人那时大多30岁。

  那时电视台的领导也想方设法把自己团队产生出来的新东西释放出去,杨台(杨伟光)也是用心良苦,先在早间开办这样一档节目,有的话题如果上级不干预,就晚间继续播。既要有影响又要不批评,所以同一题材早上先播一下,晚上《焦点访谈》继续播,现在谁费这个脑子?当时想的都是一切为了节目,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人?

  新京报:“说真话救中国”是你对节目提出的要求?

  时间:当时说的是“说人话救中国”。因为做纪录片要讲人话。当时有两个语言体系,一个是灌输式的,还有就是我们内心的主观抒情,矫情做作,现在这两种势力还健在。我们长期被洗脑,也不好好说话。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说人话,视假大空为死敌。

  我们是中国媒体最称得上媒体的时候,做了《东方时空》,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改版 音乐电视应该保留

  新京报:《东方时空》刚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是有引领作用的,这是你特别希望传达的电视理念吗?

  时间:做一档节目,我会想,是不是在专业领域填补了空白,是不是推动社会进程。引导观众是我特别强调的电视理念,只迎合不引导就是助纣为虐。观众都有魔鬼的一面,非要释放他这一面,就是不负责任。电视迎合低俗的一面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这个尺度掌握在生产者手里。

  新京报:那个时候的娱乐节目好像还不多?

  时间:娱乐节目出现的时候我其实挺高兴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多元化,因为我们从小都生活在一元化的环境里。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金钱可以断送一切,多少有才华有理想的人,都因为钱放弃了追求。我也面临这样的情况,那严肃的追求呢?如果一味追求收视率,沦为电视剧播放器,就不是媒体了。

  新京报:1996年《东方时空》那次比较大的改版,拿掉了音乐电视,是不是去掉了原来节目的一些人文气质,增加了新闻资讯?

  时间:《东方时空》的先天不足在于,没有认真研讨过节目定位,没有按早间节目细抠,因为早间没人要。《金曲榜》1996年被拿下,我现在觉得拿得不应该,早间需要这样欣赏性放松性的,它作为一个栏目又太重,实际是早间节目的一个插曲,按照这个思路应该保留。

  新京报:现在回头看,你认为那是一次成功的改版吗?

  时间:还是利大于弊,改版后更像一个新闻杂志,让主持人更有权威感,《面对面》更像评论部办的,有评论的深度,媒体的角色更突出。弊就是带有早间特色的东西退出,降低了节奏感和丰富性。

  主持人 要求“同等智商”

  新京报:《东方时空》也算是开启了真正有主持人的时代?

  时间:以前主持人都是写好的词,而我们需要的主持人要确认个性化,要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新京报:当时《东方之子》在建组的时候,据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是同等智商,为什么特别强调“智商”这两个字?

  时间:屏幕上的主持人的表现让我看不顺眼,一个是他的技术能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脑子问题,他说那些蠢话,那不是智商是什么,我就觉得是智商造成的。他不动脑子,说一些没有信息含量、思想含量的话,我只能用智商这个词,我不能说脑子笨吧,我觉得要同等智商,就是强调他对话能力,语言能力的提高。

  新京报:你发现了崔永元和白岩松成为主持人的潜力,你都怎么调教主持人?

  时间:我有天生的敏感。他俩我调教得不多,是不是好的主持人要看读书思考的能力,提问有技巧以及镜头前的表现。我们的观点是最有价值的,要把精力用在观点上,是自己独立的思考,第二才是优美的语言,不然就是耽误事。就像红酒,只有中国才有皮盒子木头盒子。

  新京报:当时用他们俩有阻力吗?

  时间:孙玉胜就跟我谈过,这两人行吗?我说你让我试试。白岩松的节目日播就几分钟,孙玉胜也就同意了。

  用崔永元的时候反对的声音更大,因为《实话实说》四十多分钟,周播,要砸就都砸了,我就哀求似地问孙玉胜,试试行吗?

  遗憾 没能与兄弟们白头到老

  新京报:采访中,《东方时空》的同事们都评价你非常严厉啊?

  时间:我做《东方之子》的时候有30个编制,我用过大概200人轮换,最后剩下的都是人才。挑剔的人自然会得到更优秀的人,但让人走很难受也得罪人。我真是很难受,现在要说我的人生有点挫折也是报应,我断送了不少人的饭碗,所以现在我的饭碗也靠自己找。

  新京报:你在组建团队的时候,最强调的是什么品质?

  时间:我们当时的年轻人要么单纯要么有理想,看重自己的身份,也看重自己。我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要求独立思考。我们有很浓的创作气氛,大家七嘴八舌,可以反驳我。

  新京报:现在回想起来《东方时空》的那段日子,你觉得有遗憾吗?

  时间:我对《东方时空》的感觉有点像“小三”。我的原配是纪录片,但我的“小三”欺骗了我,我为它付出这么多还不能白头到老,最后还得找原配。以前认为大好的时候还在后面呢,没想到,我在电视节目上的作为居然没了。(沉默)如果当时我没有去做领导,现在可能还跟这帮兄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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