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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蚍蜉撼树”的越战:美国为何对付不了北越?
时间:2015-04-26 17:27:05  来源:中国新闻报道网  作者:新闻中国采编网

越战中的战争场面(资料图)

    本文摘自《越南战争启示录》,胡海波著,黄河出版社出版

   在“鹰派”推动下,心有不甘的约翰逊开始“逐步升级”越南战争。城市游击队神出鬼没,西贡美国军官宿舍大楼被一卡车的炸药送上了天。风雨飘摇、变幻不定的南越军政府让约翰逊大为头疼,在不听招呼的独裁者阮庆被赶走后,不争气的西贡政府似乎初步满足了约翰逊的“最低限度标准”。美国空军越过17度线,开始执行大规模轰炸北越的“滚雷行动”,从而导致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意义最为严重的一次升级。F-105“雷公”式战斗轰炸机频频被弱小的北越空军击落,清化桥和杜梅桥在轰炸中始终屹立不倒,让称霸世界的美国航空兵颜面尽失。

   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在南越的“特种战争”接连受挫,已走入穷途末路,令端坐白宫的约翰逊好不闹心。他感到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来挽救这一颓势。此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战略学者赫尔曼·康恩提出了“逐步升级”战略。

   所谓“逐步升级”战略,用赫尔曼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赌决心”、“赌冒险”的竞赛,谁先觉得已经“吃够苦头”或“受不了这样的风险”,谁就会后退。只要“审慎执行”,就不至于触发核大战,因为苏联不会“为盟国而自己招惹必然的毁灭”。

  恰在这时,“东京湾事件”发生了。这对约翰逊来说简直是一个天赐良机。虽然,对于1964年8月4日那天的第二次袭击事件,约翰逊总统私下里也向助手表示过怀疑:“真见鬼,难道那帮笨蛋海军只是在射击鲸鱼?”但是这种疑虑只是一闪而过,大选的需要压倒了一切。他虽然心知肚明,仍执意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东京湾决议”案。

   在1964年11月总统大选之间的四个月(即8月),约翰逊以所谓的“攻击美舰”为借口而猛烈地回击了越南北方,但随后的报复性打击也只限于一次空袭行动。这样,他在选民心目中树立了既是三军总司令,又是“和平之人”的政治威信。面对约翰逊这种近乎完美的政治伎俩,竞争对手巴里·戈德华特恐怕不可能拥有获胜的机会了。

   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有85%的民众赞同对北越的轰炸行动。约翰逊在民众中的个人声望也如日中天。他已经证明,他愿意勇敢地抵抗共产党阵营的进攻,而且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可以批评他的对手戈德华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了。

   不过,东京湾轰炸后,约翰逊并没有立刻下决心升级战争。这是因为,在是否应当尽早对北越进行持续的大规模轰炸的问题上,他的班子中出现了两种对立意见。

   月上旬,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尤利塞斯·夏普新官上任,马上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鼓动保持东京湾轰炸所创造的“势头”,他认为,对北越的压力一旦施加就不能放松,否则将前功尽弃。对于总统和他的文职班子们在轰炸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已等得不耐烦了,此时借机向总统要求以持续的大规模轰炸打击北越。二战中曾策划对日大轰炸的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叫嚷,美国的战略应该是将北越“炸回到石器时代”。同参谋长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刚刚调任远东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威廉·邦迪等人,他们更是一个劲地鼓吹早日对北越的军事目标和胡志明小道进行战略轰炸。

   此前,作为久经战阵的老牌军人,泰勒在越南问题上一向以“鹰派”自居,调任驻西贡大使后,却表现出少有的谨慎,不赞成仓促发动持续轰炸。8月18日,他向华盛顿发电强调:“在对我们盟友的素质有较好的感觉以前,我们应当谨慎行事,以免陷得过深。……如果我们在南越的某地不牢靠,如果阮庆的军队到处被越共叛乱分子搞得动弹不得,那么我们就不应在军事上卷入同北越、甚至可能同红色中国的冲突。”

   泰勒建议以1965年元旦作为计划发动连续轰炸的预定日期,在此之前,努力稳定阮庆政权和改善南越军事形势。除非形势突然恶化,阮庆政权马上就要完蛋,美国就不应动手。泰勒的主张得到了麦克纳马拉、腊斯克等人的响应。9月7日,回美国磋商的泰勒与这些高层决策者开会,一致同意以阮庆政权过于虚弱为由,正式向约翰逊提议至少两三个月内不做较大的战争升级。至于这一期间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他们建议立即恢复“东京湾事件”后暂停的“34A袭击行动”和“德素托”海军巡航,并且随时准备就北越和“越共”的攻击事件作报复性轰炸。

   在是否立即大规模轰炸北越问题上,约翰逊显然比泰勒还要克制与谨慎。他坚持认为,扩大战争应该是“有限的”、“逐步的”,因为他不想因此而引起和中国甚至苏联的直接对抗。同时,他也对空中力量对南越作战活动的影响表示怀疑。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战略,可以欺骗世界舆论,便于一步一步地把盟国拖下水,捆在美国的战车上充当帮凶。

   私下里,约翰逊还以他一贯的老粗风格,举了一个极其粗俗的例子来打比方,向朋友和批评他的人解释道,他对北方轰炸的“逐步升级”的方式是“勾引”而不是“强奸”。如果北越突然对这种逐步而缓慢的升级行动作出强烈反应,就象一个女人在面对勾引行为时偶尔会做的那样,那么,通过威胁进行报复(例如,对着女人的面孔猛抽一巴掌),美国就能获得缓和轰炸行动的足够时间。换个角度来看,如果美国一开始就对北方展开一场全力以赴的攻击——强奸而不是勾引的话,那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而来自北越,弄不好还有中国的反应可能同样是直截了当和全面性的。

   因此,约翰逊自然胸中成竹。尽管他的幕僚们意见相左,他却自有主张。9月 9日,他主持召开高级军政筹备会议,将迅速开始对北越进行战略轰炸的主张一概驳回,理由是阮庆当局能在西贡街头保卫自己以前,美国就不应这么做。

   显而易见,在现代情况下,轻率地游走在战争边缘是一种很危险的游戏。但是,赫尔曼认为:“就任何一个核国家认真对待任何处于初级状态的冲突而言——或者就它装作要认真对待而言——也就势必要面对进入这个“逐步升级”的阶梯的各种后果。不过,“逐步升级”的战略如果审慎执行的话,实际上可以减少疯狂的痉挛性的核毁灭的危险。”

   “越南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赫尔曼说,“我们在越南的对手在战争的一个方面,即游击战和颠覆方面,十分得心应手。而美国则在海空军方面拥有莫大的优势。此外,在核力量方面也有莫大的优势。在北越人的后面,是拥有核武装力量的俄国人和拥有较大而臃肿的陆军的中国人。但是,它们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北越和它的盟国愿意参加进来反对美国到什么程度,则仍然不确定。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局势中,美国一直试图利用它的有利方面来对付对方的特长,以审慎的方式逐步扩大战争,同时始终努力表明它打算遵守某些限制——如果不进一步受到招惹的话。在越南,美国显然正在实行把战争的逐步升级推进到新的规模。这反映了它对于在一个政治挑战和核危险世界中,合理、克制而坚决地运用有限力量一事有了新的了解。”

   赫尔曼一口气提出了44种“逐步升级”的阶梯,他解释说:“战争逐步升级是一个‘赌决心的竞争’,而衡量决心的,常常是为了追求某些目标愿意付出代价的程度。一方或另一方可能仅仅因为它觉得已经吃够了苦头而决定降级。一心一意的、态度坚决的军事领袖们,有时很难接受这种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后15分钟’理论(这种理论说,能够多坚持15分钟的一方将取得胜利),现在仍旧流行得很广泛。”

   “逐步升级也被称为‘赌风险的竞争’。这一方或那一方可能会决定,它不愿再忍受这些风险了。在核时代,这可能是逐步降级的最大因素。”赫尔曼说,“……如果双方知道了从这些冲突中得到的好处抵不上危险和其他代价,他们大概在挑起或加深这种冲突时会要小心些……”

   赫尔曼把“逐步升级”战略吹嘘得天花乱坠,终于打动了约翰逊,决定拿“逐步升级”战略去南越试试水。

   众所周知,在美国宪政框架下,副总统几乎纯粹是个摆设,比白宫中那些华而不实的花瓶强不了多少,惟一的希望就是等总统死了扶正,这种机会当然是少而又少,但约翰逊却成了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入主白宫之后,越南问题原本不是约翰逊最关心的问题——他声称自己只有一个信念,即实现自己“伟大社会”的抱负,使人民衣食丰足,使人民受到教育。后来约翰逊曾回忆说“如果我陷入那场狗娘养的战争,那么我的‘伟大社会’就算完蛋了”。而且,他也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敦促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和反贫困立法,使他声名大振,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接下来,踌躇满志的约翰逊决心要在总统大选中证明自己。

   然而,越南问题却变成了约翰逊的一个如影随行的幽灵,在大选之前被炒得沸沸扬扬,如果约翰逊在越南做的太少,保守派就会指责他任由南越沦落于共产党之手,从而背叛了肯尼迪时期制定的“坚定的冷战领导人政策”。如果他在越南战争中做的太多,自由派将指责他违背了肯尼迪时期“在这一地区承担有限义务的政策”,从而将美国拖入了危险的没有止境的东南亚冲突之中。也就是说,无论他怎么做,都只能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实际上,约翰逊的“勾引”行动甚至比他9月9日的决定还要小心翼翼。9月18日,军方宣称,恢复“德索托”巡航的几艘美舰又在东京湾挨了北越的炮弹。参谋长联席会议借机大力鼓噪,要求进行报复性轰炸。约翰逊坚决拒绝,说在证据十分脆弱、西贡政权也十分脆弱的情况下,他对“迅速升级”不感兴趣。不仅如此,他为避免再次惹事生非,还下令再次暂停“德索托”巡航,直到5个月之后才恢复。

   越南南方的战争有许多奇特之外,和朝鲜战争不大相同,这里没有两军对垒的战场,美军、南越军想消灭“越共”却抓不到对手的踪影。“越共”军队瞄准机会就会突然袭击,打了就跑,民兵和游击队也是神出鬼没。美国飞机满天飞,想炸哪里就炸哪里,而“越共”人员遍地走,包括西贡在内的所有美军、南越军占据的城镇都能进进出出,美军和南越军对他们束手无策。

   月1日夜间,也就是美国大选前两天,在西贡以北30公里的边和机场,近百发迫击炮弹从天而降,落在这个空军基地上,5名美国军事顾问在爆炸声中一命呜呼,76人受伤。美军原本为防御袭击将飞机密集地停放在一起,结果损失惨重,被炸毁炸伤13架轰炸机,其中有5架B-57轰炸机。像往常一样,在美国大兵发现并反击之前,进行这次袭击的南方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安然无恙地撤离战场。

   在圣诞节前夕,解放力量城市游击队开始在西贡策划一场新的袭击。此时的西贡也叫西堤市,就是西贡和堤岸,共有200万人口。市区常驻美军2万人,南越军约8万人,分八个区,其中第一区戒备最严,面积只有4平方公里,光南越警察就达700多名,还有近400名美国宪兵。因为美军和美国高级军官驻在一区的最多,所以南越解放力量的城市部队在一区作战也最多。他们从投两枚手榴弹炸死两名美军开始,发展到要用400公斤炸药炸毁美国军官宿舍,其难度可想而知。侦察敌情很困难,当然最麻烦的是如何把几百公斤炸药运进城里。不过,这一切都难不倒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南方人民武装部队。

   城市部队精心挑选了一批漂亮的姑娘,每人每次携带十几公斤黄色炸药进城,一块一块像是肥皂,放在各种生活用品的下面。在路途中,经常遇见大献殷勤的南越军军官,利用他们作掩护,检查站一路绿灯放行,就这样把几百公斤炸药神不知鬼不觉地一点一点运进城里。

   爆炸大楼之前,游击队员们详细侦察了美国军官宿舍大楼的情况。这栋7层大楼坐落在西贡市诺罗勒姆大路一侧,住着300多美国军官,其中校官145人,楼内还有美军广播电台。保卫大楼有2个排的美军,还有3名警察把门,十多名密探在附近活动。

   游击队员通过侦察发现,南越军官可以进楼找同级的美军官会面,少校以上军官的汽车可获准进入大楼底层的停车场。他们初步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找人化装成南越军上校进楼找美军上校,军衔高可使门卫和下级军官不敢检查。

   有趣的是,在南越人民武装城市部队中很难找到可以化装南越军上校的人,因为这样高级别的军官,无不是又白又胖、脑满肠肥。在艰苦环境下“越共”队伍里个个面黄肌瘦、皮肤黝黑,要找个胖子着实太难。就这样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找了个稍胖些的战士阮光化,但他只有三十岁,只好改扮少校,利用十天时间学会一些可能用得上的英语,又让他在西贡街上每天观察南越军官的各种姿态和动作,照着模仿排练。

   圣诞节下午5点行动开始。阮光化穿上在西贡买的军官服,和其余3名扮成南越士兵的战士上了一辆装好炸药的轿车。在行进中,街上巡逻的南越军警看到“少校”纷纷向他行举手礼。汽车一路无阻,开到美军宿舍大楼门口时,阮光化大咧咧地向门卫说要找“美军少校安德逊”,骗过了门卫,大摇大摆地把车开进大楼底层的停车场,又光明正大地出门。十分钟后,这座“百分之百安全”的7层大楼的四层以下几乎全部摧毁,据解放力量方面统计,炸死美国军官63人,其中上校3人,100多人受伤。炸毁汽车29辆。美国方面统计的数字只有3名军官丧命。爆炸后一小时,泰勒和威斯特摩兰来到现场,对爆炸的惨景感到极为震惊。法国报纸估计,这次爆炸损失几千万美元。

   正巧美国的喜剧明星鲍勃·霍普在这一天到西贡作圣诞劳军演出,霍普在演出时居然对此大开玩笑:“我坐的飞机刚降落,一家饭店却飞上天”,“我一生从未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放了19响礼炮,有一炮还是外国人放的”。

   炸飞了美国军官宿舍楼之后,南方游击队又盯上了位于古芝的美军飞行员宿舍大楼。南方人民深受美国飞机轰炸扫射之害,普遍痛恨驾机屠杀的美国飞行员。南方人民武装领导人和城市部队的负责人认为,炸毁飞行员大楼更能大快人心,也能集中消灭美军的重要有生力量。打边和机场时炸毁一批美国飞机,但飞机在美国容易生产补充,而要“生产”飞行员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栋6层的飞行员大楼位于西贡闹市区三角广场一端,有160个房间,住着129名美军飞行员和60名技术人员。大楼周围都有美军和南越军士兵把首,对面有两挺重机枪,附近还有1个连的南越军保卫飞行员去机场的安全。

   游击队制订了奇袭、硬打、强行爆炸多种战斗方案,由11名战斗员参战。第一组组长黎景乃负责驾驶装着100公斤炸药的吉普车强行贴近大楼爆炸。这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开车打头,车开得飞快,有的警察拿手电往车上照,没等看清车队就开过去了。车队开到大楼门外时,吉普车上的射击手向门口站岗的两名美军和一名南越军开火,黎景乃奋不顾身地将车贴上大楼,启动一分钟引爆装置后,与射手跳下车,向门岗投掷手榴弹后,在混战中安全脱身。

   胆大包天的黎景乃不仅没有跑远,还返回现场,在50米外观察战果,他听一个警察惊魂未定地议论说:“都怪美国飞机去炸森林,把越共都赶到城里来了。”话音未落,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大楼的下面几层全被炸毁,飞行员、技术员和哨兵共死伤200多人,还炸毁停在楼外接送美国飞行员的二十多辆汽车。

   战报传到华盛顿,林登·约翰逊的“爱国本能”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在白宫迈着大步一面来回走,一面咆哮着说,决不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里的小伙子们,这帮胆大包天的“越共”简直是对着美国国旗开火,他要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个“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但是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是一个错误。“如果尽是些马后炮的决议,顶个屁用。”他才不想被当做丢失越南的总统载入史册,美国有力量教训这些小瘦鸡般的、衣着褴褛的共产党人。关于“东京湾事件”的决议给了他使用武装力量的权力,假使“越共”不赶紧收手,他就要那么办了——大发雷霆之后,约翰逊仍然决定再容忍一次。

   约翰逊的幕僚们却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转向的是泰勒。

   南越隆隆的爆炸声激发了泰勒好战的本性,他的态度此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主张立即实施对北越的报复性轰炸,参谋长联席会议也随声附和,再次向总统呼吁轰炸北越,然而约翰逊仍然决定忍耐。他告诉泰勒,鉴于西贡政局的混乱,对北越的报复性轰炸势必引起美国舆论的强烈反应。

   美国在轰炸北越问题上暂时保持克制,但是与此同时,它在老挝的武装干涉却有了新的升级。约翰逊按照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和泰勒等人的建议,指示策划南越空军和地面部队进入老挝进行阻挠行动。但所谓的南越空军却不堪一用,到头来,采取行动的却改成了正规的美国空中力量。12月14日起,美国海空军机群(绰号“美国佬小组”)开始执行“横滚”行动,即对老挝境内胡志明小道进行每周两次的随机攻击。这是针对北越的秘密战的一个新组成部分。

   变幻不定的西贡政府在南越,让美国人大感头疼的并不仅仅是南越人民解放力量游击队的炸弹,还有风雨飘摇、变幻不定的南越军政府。泰勒曾说:“在我任大使的一年期间,我应付过五个政权,五批高级将领,五批统治着44个省的省级首脑。换言之,在人们可以想象的混乱中,政府机构在五个不同的时候被扫除了,被颠倒了个儿,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有在任何时候建立过稳定的政府。”

   这一时期的南越风云人物阮庆个头不高,长着一对鼓出的眼睛,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头上常常顶着一顶红色的贝雷帽,一副十足的美军作派。他上台时只有三十七岁,曾在莱文沃恩的军营里接受过美军的军事训练,虽然曾经被麦克纳马拉认为是“南越将军中最有能力的人物”,实际上志大才疏,对政治和经济事务几乎是一无所知。他的执政很快把南越带进了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的时期。阮庆集团同佛教僧侣组织之间、同已被推翻的杨文明集团和前勤劳党将领之间以及同美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有时冲突有时合作,阮庆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动辄互相倾轧。加上外部民解军事斗争的打击,西贡政权矛盾百出、动荡不定,根本不能维持美国梦寐以求的最起码的稳定。

   东京湾轰炸后,阮庆马上以准备应付北越报复为借口,宣布紧急状态,把国家权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他控制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然后就马上抛开了美国给他的政府披上的遮羞布——先前在美国劝说下让一些文职政客起草的宪法草案,用基本上为他独裁量身定做的宪法取而代之。接着,他于1964年8月16日宣布自己兼任总统。对于这些严重践踏民主的举动,美国人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美国人睁只眼闭只眼,但极富反抗精神的南越僧侣和学生等群众无法容忍阮庆这个跳梁小丑在西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阮庆兼任总统后,佛教僧侣和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掀起了大规模抗议浪潮。在顺化,佛教团体再次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大批反政府组织在参加抗议的学生和职员中间显得前所未有的活跃。独立宫中的阮庆不由胆战心惊,他只是个庸庸碌碌的投机分子,既无能力又无意志主宰局势,也没有胆量采取像吴庭艳那样的铁血手段。8月底,他只好同佛教领袖会谈,很快便改口说将修改新宪法,又赶紧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为了进一步讨好佛教僧侣,阮庆还试图起用被软禁的杨文明集团将领。

   阮庆的伎俩一下子激怒了前勤劳党将领。他们二话不说,立刻发扬了南越军队的优良传统——军事政变。9月l3日,两名前勤劳党军官林文发、杨文德在国防部长陈天谦的支持下发兵占领了西贡广播电台等若干要害部门,宣布废黜阮庆,接管政权。

   美国人毫不犹豫,立即出面干预。“美国之音”广播强调,美国支持阮庆,而非政变集团。威斯特摩兰及其部下竭力向一些政变部队指挥官施加压力,要他们率部撤出西贡。美国的态度显然影响了一些最初持观望态度的将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空军司令阮高其。他亲自率领一批飞机盘旋于西贡上空,威胁要轰炸政变部队,为挫败政变立下大功。

   政变失败结束了前勤劳党将领和陈天谦的政治生命,以阮高其和阮文绍为首的少壮派将领集团的势力随之膨胀。他们一个个精力旺盛,心怀不满而且极富冒险性,属于强硬的亲美派且得到美国信任。虽然表面上忠于阮庆,但要求扩大在政府中的发言权,连阮庆也忌惮他们三分。

   泰勒大使被西贡的烦心事搞昏了头,于11月下旬回到华盛顿,他向约翰逊报告,西贡的形势“简直是一团糟”,断定先行稳定南越基地的努力无法成功,美国应及时改行“较好的办法”,也就是轰炸北方。但约翰逊拒绝了泰勒的提议,他坚持认为轰炸北越则依旧取决于南越局势是否足够稳定,对南越的期望是:“在打击北越的措施具备理由或实际可行以前,南越的表现必须符合一定的最低限度标准。……至少应当能够为人民说话并与人民对话……维持法律和秩序”西贡政府“必须具有对付敌人反应的手段”。

   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不争气的西贡政府永远也满足不了约翰逊的“最低限度标准”。年底,政局又陷入大混乱。原先9、10月间,为平息佛教徒和学生的抗议浪潮,泰勒绞尽脑汁,指点阮庆拼凑了一个“文官政府”登场,成立了一个撰写新宪法和承担过渡议会职能的国家高级委员会,由17名“德高望重”的老派文人组成。 事实上,委员们虽然未必“德高”,但“年高”却不是吹的——平均年龄竟超过八十岁,如此高龄马上被各界讥为“国家高级博物馆”,蓄着山羊胡子的元老政客潘克素出马担任国家元首,就他92岁的高寿而言,倒是当仁不让。内阁总理由以亲美闻名的前西贡市长陈文香担任。大家都知道,这套文官政府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实权仍掌握在军人集团手里。但陈文香并不完全买军官们的账,他声称,他不做挂名领袖,除非军人们强迫他下台。、

   少壮将领们对阮庆日益不满,他们成立了武装部队委员会,表面上是“协助”阮庆统率军队,实际上是要对他进行牢牢的控制。11月底,阮高其偷偷来到威斯特摩兰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将军们已经失去了对阮庆的信任,阮庆必须下台,并提议由阮文绍接替。 泰勒对阮庆越来越失望。于是他召集阮庆、陈文香等人训话,训斥南越人不争气,告诉他们,美国政府已制定了轰炸北越的计划,但能否实施,取决于南越是否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他要求南越人立即中止派系斗争,拥戴文官政府,至少保持相当长时间的政治稳定,以便轰炸北越计划付诸实施。

   泰勒还和威斯特摩兰商议,决定要对无法无天的将军们小小地敲一下警钟,表明美国人只会接受“有秩序的合法方式作出的改变”。12月8日,由威斯特摩兰出面,在官邸中邀请包括阮文绍、阮高其在内的20位南越高级将领,在这次“威斯特的牛排宴”上,泰勒用法语说,他强烈呼吁保持政治上的团结,最近的动乱已经“使南越最坚定的朋友们十分灰心丧气”,而政治稳定是增加美援的“关键”。最后,在貌似融洽的气氛中,出席宴会的全体将领纷纷保证将“同舟共济”,共同维持政治稳定。

   然而,泰勒的强硬态度已激怒了南越的少壮派军官,而阮庆则由于泰勒对其日益冷淡而心生怨气,极力唆使少壮派们起来造反。为了把杨文明集团的一批老迈将领彻底清除出军队,少壮派将领要求国家高级委员会通过一项规定,将校达到60岁立即退休。然而,国家高级委员会的“老家伙们”拒绝给这项规定开绿灯。这下可惹恼了少壮派,20日午夜,几个少壮派将领闯进了陈文香和潘克素家里,带去了阮庆废除该委员会的命令,并且连夜逮捕了包括8名委员在内的一批文官政客。

  消息传到美国大使馆,又是一场军事政变!泰勒气得七窍生烟。他愤怒地冲进南越军队总部,想找出谁是政变领导人,或者谁是他的新伙伴。阮高其和阮文绍等少壮派将领来见这位美军前任参联会主席、现任他们国家的大使,泰勒迅速脱掉外衣倨傲地对他们说:“你们是否都懂英文(越南将领们表示都懂)?我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晚宴上已经对大家说清楚,我们美国人对政变已经厌烦了。显然我的话成了耳旁风。大概是我当时说的法语有毛病,因为你们显然没听懂。我说得很清楚了,你们和我们的所有军事计划都要在政府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现在你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如果你们这么干,我们就不能永远支持你们。谁代表你们这个集团讲话?你们有没有发言人?”

   泰勒几乎是在咆哮着要求纠正废除国家高级委员会这个“完全非法的”行动。然而,泰勒的话又一次成了耳边风。感到受了侮辱的南越军官们向阮庆汇报说,泰勒把他们看成木偶和小学生,竟然诘问他们的英语能力,把南越武装部队的荣誉看得一钱不值。几小时后,与少壮派将领暂时结盟的阮庆向报界正式宣布解散委员会,狠狠地在泰勒的老脸上打了一巴掌。

   泰勒和阮庆的矛盾一下子激化起来,几乎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12月21日,泰勒把阮庆称为“在西贡政治轮盘赌中精明熟练,而且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赌棍”,并要他辞职并离开南越,马上滚蛋,消失得越快越好。阮庆不愿示弱,于第二天向全军发布命令,要求警惕外国干涉,大骂泰勒“以不可想象的活动”干涉内政。接着,他与少壮派将领一起,打算宣布泰勒为不受欢迎的人。只是由于华盛顿方面表示这一行动将导致美国停止援助,他们才作罢。此外,阮庆还接连发表反美讲话,以便发泄对泰勒的不满和争取佛教徒的好感。一时间气氛如此紧张,以致于威斯特摩兰急电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部,请求做好调兵保护美国驻越人员的准备。

   不过,手段老辣的泰勒清楚阮庆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公然与他对抗。泰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战斗正在四条战线上进行,即:政府对佛教徒开战,佛教徒对政府开战,将军们对大使开战,还有我希望还存在着将军们对越共开战。”泰勒不屑与阮庆交锋,以沉默相对。因为他知道阮庆是美国扶起来的傀儡,一旦失去了“美国的孩子”这块金字招牌,他的末日也就临近了。跟美国作对都没有好下场,最终倒霉的不会是泰勒,而只能是阮庆。

   在风雨飘摇中南越政局迎来了1965年。眼看位子摇摇欲坠,阮庆决定支持佛教徒把陈文香政府赶下台。1月22日,他同佛教领袖们达成协议,约定发动倒陈政变。5天后,陈文香被剥夺职位,阮庆自任总理。至此,“文官政府”体系瓦解。美国官员们对于佛教徒影响的显著增强忧心仲仲。泰勒当时告诫国务院:佛教徒现在处于一种可以促使政府同“越共”谈判解决的地位,而阮庆本人可能设想自己是“南越的西哈努克”,显然成为了美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就在泰勒和阮庆公然闹翻,双方互不相让,西贡政局毫无起色之际,美国的对越政策也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约翰逊在是否持续扩大轰炸北越问题上左右为难,年初,他顶住泰勒和军方等“鹰派”压力,仍坚持西贡政权不达到他先前确定的“最低限度标准”,就没有可能发动持续轰炸。当时,西贡的政治混乱已经在美国国会中引起了比较普遍的怀疑情绪,纷纷质疑南越政府是否值得美国为之做出更大的战争努力。不过,接下来西贡政局的急剧变化最终使约翰逊下定了对北越持续轰炸的决心。

   最后解决西贡政治僵局的仍然是军事政变。2月19日,眼见阮庆在美国人面前完全失宠,阮高其和阮文绍终于跳上前台,演出了一幕双簧,唆使一些怀念吴庭艳时代的天主教军官发动政变,把阮庆赶出西贡。然后,阮高其、阮文绍带领少壮派将领一面挫败政变者,一面在泰勒和威斯特摩兰的策动下拒绝让阮庆重返西贡掌权。2月20日,武装部队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对阮庆的不信任案。阮庆到南越各地到处纠集支持他的力量,企图反扑。威斯特摩兰派人去劝说阮庆辞职,以免再发生危机。阮庆见大势已去,又想到美国人一旦彻底翻脸,后果可是相当严重,吴庭艳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于是决定赶紧退出政治舞台保命要紧。

   2月24日,阮庆被迫离开南越前往美国,宣称是“向联合国报告”并充当巡回大使。少壮派将领们为了尽力帮助阮庆保全面子,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机场上乐队、彩旗、仪仗队,应有尽有,还煞有其事地授予这位前任总司令一枚高级勋章。此后,少壮派将领们以老牌政客潘辉括出任临时政府总理,阮高其和阮文绍在幕后掌握实权。

   新的南越政权保证把战争进行到底,并且坚决支持轰炸北越的“滚雷行动”。对约翰逊来说,美国似乎有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南越基地。

   在此背景下,约翰逊迅速走向实施“滚雷行动”。2月13日,他同意在“最近的将来”对北纬19度线以南的北越军事目标进行持续轰炸。5天后,他决定立即进行发动轰炸的政治准备。据此,手忙脚乱的国务院匆忙发表白皮书,其中用一些零碎的材料指控北越“侵略”南越,以便为美国扩大战争制造理由。此外,与东京湾轰炸前类似,美国向北越发出战争威胁。2月24日,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驻波兰大使约翰·卡博特奉命请中国方面向河内转达华盛顿的立场:美国必须、并将采取行动制止北越对南越的“不可容忍的压力”。

   3月2日,“滚雷行动”终于开始。约翰逊在电视上告诉美国人民说:“我认为战争的必要性已迫使我们轰炸北越。我们对空袭做了认真的限制,空袭以混凝土和钢铁为目标,而不伤害人的生命。”就在他讲话的同时,100多架美国空军喷气式飞机和19架西贡空军螺旋桨飞机呼啸着越过17度线,轰炸了北越的广溪、邦村弹药库,一场历时3年之久的马拉松式空袭在丛林上空拉开了帷幕。自此到年底,美国在北越上空总共进行了55,000架次轰炸飞行,投弹33,000吨。然而,这只占整个“滚雷行动”的很小一部分。可以说,开始“滚雷行动”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意义最为严重的一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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